八大胡同原生态圈
by - 2006-11-29 16:16:00
梁实秋在《北平年景》里说：“打麻将应该到八大胡同去，在那里有上好的骨牌，硬木的牌桌，还有佳丽环列。”可见，把当初的八大胡同简单定义为性交易场所就未免太小瞧它了。按现代商业定义，八大胡同可以叫做———以性交易为中心的，集娱乐、餐饮、住宿、会议于一体的综合物业，配套设施也相当齐全。
1923年版《中华全国风俗志》说，当时北京“无一人不入胡同上盘子(妓院)……”，此话明显偏颇，但旧时八大胡同生物链确实囊括了妓院老板、妓院服务人员、妓女、嫖客，黑社会、政府、周边服务行业等等诸多人士。妓女是生态核心，又是生物链的最底层。
颇符合生物圈“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”的原理，八大胡同的欢场头把交椅不是凭空得来的———先有妓娈之争，后有南北之争，它的江湖老大地位才得以奠定。
最初，八大胡同是伶人活跃之地。清朝禁止官员嫖娼，大臣们就另辟蹊径，玩同性恋。娈童大都出于梨园旦角，其寓所就集中在八大胡同韩家潭一带。庚子之乱以后，朝纲紊乱，官员嫖娼已是小事一桩，此时的妓院才从娈童手里夺取了这个最令人垂涎的客源，女风压倒男风。
北方班红妓女
《京华春梦录》记载，八大胡同中，南北两帮妓女曾“鸿沟俨然，凛不可犯”。“北班”相当大一部分来自旗人，相貌较好，但文化不高；“南班”妓女主要来自江南，有才有色，更解风情。赛金花之后，南国佳丽大举北伐，民国后“北班”甘拜下风。南班的胜利，使得八大胡同档次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，花名冠京都。百顺胡同，胭脂胡同，韩家潭，陕西巷，集中着一等妓院，也叫“清吟小班”，以喝茶、宴饮、填词弄曲为主营业务，并非只有皮肉生意，自然是达官显贵出没之地。石头胡同聚集着“茶室”，属于二等妓院，嫖客以富人商贾为多。王广福斜街，朱家胡同，李纱帽胡同，充塞着三等妓院，嫖客主要是小商人、小掌柜等“中产阶级”。“老妈堂”和“暗门子”是上不得八大胡同台面的，那是体力劳动者们消费的地方。
妓女与妓院的关系，一是卖身给妓院，成为老板的私有财产；二是“自混”，与老板属于员工与经理的关系。
过去八大胡同老板们买到漂亮女孩子，会给她好吃好喝，教她识字念书，诗词歌赋、吹拉弹唱、书法绘画、女红厨艺……期望她们成为“高学历专业人士”。老板甚至还纵容这些妓女的小性子，有性格才好卖，才能加倍收回成本。
但绝大多数卖身给妓院的妓女，都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。在第一次接客前，妓女要喝“败毒汤”，从此终生绝育。下等妓女，女孩常常不到10岁就开始接客，经期都不得偷懒。违反“管理规定”的，惩罚方式骇人听闻，妓女被逼自杀屡见不鲜。解放前，八大胡同三等妓院华清馆老板黄树卿、黄宛氏恶名昭彰：妓女杨翠兰怀孕4个月，被黄宛氏一棍子把胎打掉，还强迫她接客；妓女张义逃走，抓回后暴打一顿，人还没死就活埋了。
自混的妓女，挣的钱与老板对分后，还得打发伙计、跟妈、大师傅、更夫，还要付零食费、茶叶费、痰桶钱、香钱等给妓院。最终往往还是落得自卖自身。
在妓院内部的生态圈中，老板、领家、老鸨是妓院的主宰者；司账、跟妈、伙计、妓女是劳动者。营业项目细化得很，远远超过三陪”；计价方式也多种多样。嫖客是生态杠杆的另一端，他们有可能是任何有需求的男人，商人、学生、文人、政客、百姓。
顾颉刚回忆，1920年代初，北京高级的鱼翅席每桌才12元。而当时妓院花几十元就能买个终身幼女，买来开发利用。嫖娼费用从几角钱到一掷万金不等，开妓院一本万利。前门外，白天是大栅栏的天下，晚上是八大胡同的天下。三教九流，鱼龙混杂，卖大力丸的、拉皮条的、卖香烟的、拉黄包车的、说书的、卖唱的、打把式卖艺的纷至沓来。在八大胡同讨生活艰难异常。《侯宝林自传》中说：“我还在妓院里说过相声，那简直跟要饭的一样……”
八大胡同是藏污纳垢之地，罪犯、小偷、毒贩、骗子、赌徒无不钟情于此。但对于妓女来说，最可怕的还是警察和黑社会，被这些人敲诈、欺凌是家常便饭。
梅毒、淋病等“花柳四疫”在传播，八大胡同的厕所和街面贴满了包治百病的小广告。野史说清同治皇帝到八大胡同嫖娼得了梅毒，19岁就驾崩了。皇帝尚且如此，歧女就更不用说了。
妓女们的结局大概有这么几种：混成老鸨，赎身从良，混一天算一天。大多数妓女的结局是悲惨的，一旦年老色衰，生存就成为问题。
